第一百七十二章 教派与学派 上
在西洲的这段日子里，钱程一直在努力帮夏洛特对付各个方面的障碍。这显然不能只靠他自己，也不能只靠嘴上功夫。让巴里希人无话可说很简单，但几句话就让他们投降臣服，未免想太多了。
钱程真正看重的，是这些理论的效果。
在凉州，在加拉西亚，他获得的都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而这一点，他的不少同道中人也是清楚的。
中原人的社会体系里，一切思想最终都要在现实中证明自己，才能算“有意义”。因此不管哪家哪派的学问，说到底都是政治哲学。它们的目标和存在意义，就是进行实际操作，指导社会运行，以求达到或者至少接近理想中的状态。
不过可惜的是，绝大部分学问，都得不到这么好的机会。
国君和权贵们，对于百家之学，时常嗤之以鼻。有时予以采用，也仅仅截取对自己有利的部分，无视乃至歪曲其他部分的内容，甚至主动对学派进行打击和迫害。
当年墨家入秦，一时颇受器重，但学了一些东西之后，学派就渐渐沉寂，以至于赵飞燕的师祖们，去和山东儒生一起反秦；汉朝当初号称推崇黄老，殷琼等人却始终不被重用，他们的很多关键主张，朝廷也不听，最后只能流落民间。像这种事情，一直都不少。
因此，现在这个机会，对钱程来说才如此宝贵。
实际上，看到这个机会的也不止他这一系。形势稳定之后，还有行动能力的各家各派，几乎都有人往这里跑，像赵飞燕一伙，就发展很快。不过也是因为如此，钱程才能在短时间内在这种蛮荒之地，聚集足够的人才。
钱程现在的目标，一边是要教化当地民众，另一边也要组织士人，让个人和集体的能力都得到锻炼和升级。尤其是在组织这方面，要求越来越迫切。
比如，当今教会里，转为支持与汉朝和解的人越来越多，甚至有很多人认为，应该主动学习儒道墨各家的思想。其中一部分原因，可能是因为之前的严重失败，但不可忽视的是，教会内部，对于这种学习的前景，是非常自信的，尤其是在儒家这方面。
钱程和教会人士多有往来。卡尔曼大主教告诉他，这个流派出自维塔利亚北部山区的几座修道院，最近在各教区很流行，圣城里的枢机们现在都在讨论。卡尔曼还送了钱程一本他们写的册子，建议他自己看看这些人的想法。
教会里的不少人，已经和汉朝官府以及民间有所往来，尤其是位于东部的各教区。但之前，教廷曾经发动过对东方的远征，讨伐异教徒的教令理论上至今还没取消，这时候就直接跟人家合作，好像有点说不过去。
但有些事情，确实是需要联络的。大陆上四处流窜的妖魔，明显缺乏领地边界概念，审判庭的猎杀小队，时不时就需要到地广人稀、巢穴众多的东部边疆去，而在这里行动，不找凉州官府配合，说实话不太可能。
审判庭的行动机构已经多次要求，和对方建立长期有效的沟通机制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，只靠几个熟人的面子。有人甚至认为，汉朝那套制度，才能更有力地管控、更及时地剿除危险因素。不但要建立联系，还应该多组织人去参观，观察他们是如何对付怪物和邪教徒的。
所以，名义上的敌对关系虽然还在，但很早之前，交流就已经开始了。慢慢地，不少人都改变了思路，觉得都现在这个情况了，不如改变思路，和汉朝共存。
而和这种被动接受的状态不同，这一回的思潮，是希望大家主动去学习汉朝的哲学，尤其是儒家的思想。甚至加入汉朝，给官府当差，也是可以的。
这个想法最早是一名叫彼得的修士提出的。当时，审判庭里有人得到了凉州官府允许，帮助官府追捕晚倍恶，因此带了一整队人去帮忙。彼得修士精通经文，擅长祈祷和神术，得到修道院长瓦尔姆的推荐，也加入了队伍，在凉州待了将近一年。
在此期间，他跟着追捕小队，在凉州各处奔波，见过从郡县官员到普通民众，形形色//色的人们。在给瓦尔姆院长的书信里，他陆续介绍了自己的见闻和想法。任务结束后，彼得修士和瓦尔姆院长对此进行了总结。
他们发现，汉朝是没有国教的。
彼得修士一度很奇怪，到底是谁在为国家提供人才，为民众提供知识，并且引导大家的精神生活。他说，自己前后接触过几家所谓的思想流派，却发现，虽然一个个都号称自己和教会对应，但这些人甚至称不上组织。他们的结构都非常松散，对学徒和追随者缺乏管理。哪怕号称组织最严密、信仰最坚定的墨家，也就是个行会、帮会的水平，而且规模小的可怜。据说鼎盛时期，核心成员也就三五百人，能宁死不屈的也就一百多号。教会和异族作战的时候，每年封圣的殉教者都不止这点。哪怕现在，去艾博罗地区，随便选个教区，找个千八百号不怕死的狂热信徒，也是绰绰有余的。
彼得修士发现，汉朝人把影响力大的思想流派，称为“显学”。而几家曾经荣登过显学之位的流派里，组织程度最差的，就是现在势头最盛的儒家。那个墨家不必多说，连道家据说都在神灵指点下，开始传播信仰，组织教众。就这个儒家，基本上什么靠谱组织都没有。
他在凉州采访了一些士人，发现了许多例子。比如，和教会的最高神权，从先知、使徒开始代代相传不同，儒家别说没有“最高权力”，连稳定的师承顺序都欠缺。
当今汉朝的儒家，有几个主要的思想来源。把开宗立派的孔先生比作儒家先知的话，在最开始，似乎也是有圣徒和教派存在的。但现在，影响最大的是一百多年前的大哲学家荀先生，而这么重要的人物，大家却连他师从哪位圣徒，都不能确定。他可能就没有明确的师承关系，至少不是什么和孔子师承密切的名人。甚至有人认为，他是跟着别家学的。
如果作为一个普通学者，这样没什么问题。教会内部，也不乏通过自学，最后成为知名神学家的人。但儒家是缺少“教廷”的，为了弥补这个空缺，历代大儒在法理上，实际上担当了教宗的角色。而“教宗”们彼此缺乏联系，对组织的影响是很大的。
这种现象也不止荀先生自己。据说现在凉州最流行的经文释读流派，是“公羊家”的学说，总督钱程自己就声称自己是这个派系的弟子。公羊家源自先知孔先生门下的一位知名圣徒，被称为“子夏先生”。他的一个徒弟公羊高，开创了一个流派。一开始，影响不大，只是在家族中口耳相传。第五代传人公羊寿，有个弟子叫胡毋生，两人整理了公羊家族的家传学说，一时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同，就此流行起来。
这一系的传承看起来很有序，但问题是，现在这一派最有名的大儒董仲舒先生，又是一个“学术野人”。他和公羊家族，似乎也没有直接的师承关系，也是靠自己研究经义出了名，被大家公认为当世大儒的。
彼得还发现，凉州的钱先生，是本地最有名气的儒生，但他的师承一样很勉强。他年龄辈分太小，求学的时候，胡毋生已经去世，而董先生也不在齐地老家，显然和这两人是无关的。
据一些和他相熟的士人说，钱先生早年学的既不是荀子，也不是公羊，而是子思、孟子的学说。孟子一系，在当今影响不大，后学寥寥，也是个传承都有问题的学派。钱先生连个人类师傅都没找到，这些学问，是他早年上学时，从跟随过孟子的山野老狐那里学来的。
彼得修士对此十分惊讶，直言这已经不是师承混乱的问题了。虽然不知道汉朝人怎么看待这种“野狐之学”，但他作为一名教士，怎么想都觉得过于离谱。而且就算这个没问题，他也只是一个冷门学派的弟子。
后来，当地的大商人苏白芷，赞助钱程游学，让他去了东平，师从一位叫“嬴公”的知名公羊派学者。大家认为，从这里开始，钱先生也算是公羊学的门生了。
然而可能是离得太远，凉州的士人，甚至说不清东平嬴公是师从胡先生，还是师从董先生——他们的传承就是如此混乱。
这个学派内部没有正式的交接秩序，公认的首领“大儒”，只是凭借自己的学术水平，获得大家对他本人的尊重，并没有制度化，也没有权力命令其他人。显然，这是无法建立长期稳定的组织的。这方面，他们比墨家都差很多——起码人家的首领是真的有权力和传承的。
彼得修士认为，儒家如果想要建立组织，起码得把自己的法理传承理顺，否则连合法性的传承有序都做不到，组织的稳固性自然大打折扣。
而这，正是教会对汉朝各派的最大优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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钱程真正看重的，是这些理论的效果。
在凉州，在加拉西亚，他获得的都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而这一点，他的不少同道中人也是清楚的。
中原人的社会体系里，一切思想最终都要在现实中证明自己，才能算“有意义”。因此不管哪家哪派的学问，说到底都是政治哲学。它们的目标和存在意义，就是进行实际操作，指导社会运行，以求达到或者至少接近理想中的状态。
不过可惜的是，绝大部分学问，都得不到这么好的机会。
国君和权贵们，对于百家之学，时常嗤之以鼻。有时予以采用，也仅仅截取对自己有利的部分，无视乃至歪曲其他部分的内容，甚至主动对学派进行打击和迫害。
当年墨家入秦，一时颇受器重，但学了一些东西之后，学派就渐渐沉寂，以至于赵飞燕的师祖们，去和山东儒生一起反秦；汉朝当初号称推崇黄老，殷琼等人却始终不被重用，他们的很多关键主张，朝廷也不听，最后只能流落民间。像这种事情，一直都不少。
因此，现在这个机会，对钱程来说才如此宝贵。
实际上，看到这个机会的也不止他这一系。形势稳定之后，还有行动能力的各家各派，几乎都有人往这里跑，像赵飞燕一伙，就发展很快。不过也是因为如此，钱程才能在短时间内在这种蛮荒之地，聚集足够的人才。
钱程现在的目标，一边是要教化当地民众，另一边也要组织士人，让个人和集体的能力都得到锻炼和升级。尤其是在组织这方面，要求越来越迫切。
比如，当今教会里，转为支持与汉朝和解的人越来越多，甚至有很多人认为，应该主动学习儒道墨各家的思想。其中一部分原因，可能是因为之前的严重失败，但不可忽视的是，教会内部，对于这种学习的前景，是非常自信的，尤其是在儒家这方面。
钱程和教会人士多有往来。卡尔曼大主教告诉他，这个流派出自维塔利亚北部山区的几座修道院，最近在各教区很流行，圣城里的枢机们现在都在讨论。卡尔曼还送了钱程一本他们写的册子，建议他自己看看这些人的想法。
教会里的不少人，已经和汉朝官府以及民间有所往来，尤其是位于东部的各教区。但之前，教廷曾经发动过对东方的远征，讨伐异教徒的教令理论上至今还没取消，这时候就直接跟人家合作，好像有点说不过去。
但有些事情，确实是需要联络的。大陆上四处流窜的妖魔，明显缺乏领地边界概念，审判庭的猎杀小队，时不时就需要到地广人稀、巢穴众多的东部边疆去，而在这里行动，不找凉州官府配合，说实话不太可能。
审判庭的行动机构已经多次要求，和对方建立长期有效的沟通机制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，只靠几个熟人的面子。有人甚至认为，汉朝那套制度，才能更有力地管控、更及时地剿除危险因素。不但要建立联系，还应该多组织人去参观，观察他们是如何对付怪物和邪教徒的。
所以，名义上的敌对关系虽然还在，但很早之前，交流就已经开始了。慢慢地，不少人都改变了思路，觉得都现在这个情况了，不如改变思路，和汉朝共存。
而和这种被动接受的状态不同，这一回的思潮，是希望大家主动去学习汉朝的哲学，尤其是儒家的思想。甚至加入汉朝，给官府当差，也是可以的。
这个想法最早是一名叫彼得的修士提出的。当时，审判庭里有人得到了凉州官府允许，帮助官府追捕晚倍恶，因此带了一整队人去帮忙。彼得修士精通经文，擅长祈祷和神术，得到修道院长瓦尔姆的推荐，也加入了队伍，在凉州待了将近一年。
在此期间，他跟着追捕小队，在凉州各处奔波，见过从郡县官员到普通民众，形形色//色的人们。在给瓦尔姆院长的书信里，他陆续介绍了自己的见闻和想法。任务结束后，彼得修士和瓦尔姆院长对此进行了总结。
他们发现，汉朝是没有国教的。
彼得修士一度很奇怪，到底是谁在为国家提供人才，为民众提供知识，并且引导大家的精神生活。他说，自己前后接触过几家所谓的思想流派，却发现，虽然一个个都号称自己和教会对应，但这些人甚至称不上组织。他们的结构都非常松散，对学徒和追随者缺乏管理。哪怕号称组织最严密、信仰最坚定的墨家，也就是个行会、帮会的水平，而且规模小的可怜。据说鼎盛时期，核心成员也就三五百人，能宁死不屈的也就一百多号。教会和异族作战的时候，每年封圣的殉教者都不止这点。哪怕现在，去艾博罗地区，随便选个教区，找个千八百号不怕死的狂热信徒，也是绰绰有余的。
彼得修士发现，汉朝人把影响力大的思想流派，称为“显学”。而几家曾经荣登过显学之位的流派里，组织程度最差的，就是现在势头最盛的儒家。那个墨家不必多说，连道家据说都在神灵指点下，开始传播信仰，组织教众。就这个儒家，基本上什么靠谱组织都没有。
他在凉州采访了一些士人，发现了许多例子。比如，和教会的最高神权，从先知、使徒开始代代相传不同，儒家别说没有“最高权力”，连稳定的师承顺序都欠缺。
当今汉朝的儒家，有几个主要的思想来源。把开宗立派的孔先生比作儒家先知的话，在最开始，似乎也是有圣徒和教派存在的。但现在，影响最大的是一百多年前的大哲学家荀先生，而这么重要的人物，大家却连他师从哪位圣徒，都不能确定。他可能就没有明确的师承关系，至少不是什么和孔子师承密切的名人。甚至有人认为，他是跟着别家学的。
如果作为一个普通学者，这样没什么问题。教会内部，也不乏通过自学，最后成为知名神学家的人。但儒家是缺少“教廷”的，为了弥补这个空缺，历代大儒在法理上，实际上担当了教宗的角色。而“教宗”们彼此缺乏联系，对组织的影响是很大的。
这种现象也不止荀先生自己。据说现在凉州最流行的经文释读流派，是“公羊家”的学说，总督钱程自己就声称自己是这个派系的弟子。公羊家源自先知孔先生门下的一位知名圣徒，被称为“子夏先生”。他的一个徒弟公羊高，开创了一个流派。一开始，影响不大，只是在家族中口耳相传。第五代传人公羊寿，有个弟子叫胡毋生，两人整理了公羊家族的家传学说，一时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同，就此流行起来。
这一系的传承看起来很有序，但问题是，现在这一派最有名的大儒董仲舒先生，又是一个“学术野人”。他和公羊家族，似乎也没有直接的师承关系，也是靠自己研究经义出了名，被大家公认为当世大儒的。
彼得还发现，凉州的钱先生，是本地最有名气的儒生，但他的师承一样很勉强。他年龄辈分太小，求学的时候，胡毋生已经去世，而董先生也不在齐地老家，显然和这两人是无关的。
据一些和他相熟的士人说，钱先生早年学的既不是荀子，也不是公羊，而是子思、孟子的学说。孟子一系，在当今影响不大，后学寥寥，也是个传承都有问题的学派。钱先生连个人类师傅都没找到，这些学问，是他早年上学时，从跟随过孟子的山野老狐那里学来的。
彼得修士对此十分惊讶，直言这已经不是师承混乱的问题了。虽然不知道汉朝人怎么看待这种“野狐之学”，但他作为一名教士，怎么想都觉得过于离谱。而且就算这个没问题，他也只是一个冷门学派的弟子。
后来，当地的大商人苏白芷，赞助钱程游学，让他去了东平，师从一位叫“嬴公”的知名公羊派学者。大家认为，从这里开始，钱先生也算是公羊学的门生了。
然而可能是离得太远，凉州的士人，甚至说不清东平嬴公是师从胡先生，还是师从董先生——他们的传承就是如此混乱。
这个学派内部没有正式的交接秩序，公认的首领“大儒”，只是凭借自己的学术水平，获得大家对他本人的尊重，并没有制度化，也没有权力命令其他人。显然，这是无法建立长期稳定的组织的。这方面，他们比墨家都差很多——起码人家的首领是真的有权力和传承的。
彼得修士认为，儒家如果想要建立组织，起码得把自己的法理传承理顺，否则连合法性的传承有序都做不到，组织的稳固性自然大打折扣。
而这，正是教会对汉朝各派的最大优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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